夏四月戊午，晋侯使吕相绝秦，曰：“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天祸晋国，文公如齐，惠公如秦。无禄，献公即世。穆公不忘旧德，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。又不能成大勋，而为韩之师。亦悔于厥心，用集我文公。是穆之成也。
“文公躬擐甲胄，跋履山川，逾越险阻，征东之诸侯，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，而朝诸秦，则亦既报旧德矣。郑人怒君之疆埸，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。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，擅及郑盟。诸侯疾之，将致命于秦。文公恐惧，绥静诸侯，秦师克还无害，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。
“无禄，文公即世；穆为不吊，蔑死我君，寡我襄公，迭我肴地，奸绝我好，伐我保城。殄灭我费滑，散离我兄弟，挠乱我同盟，倾覆我国家。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，而惧社稷之陨，是以有淆之师。犹愿赦罪于穆公，穆公弗听，而即楚谋我。天诱其衷，成王陨命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。
“穆、襄即世，康、灵即位。康公，我之自出，又欲阙翦我公室，倾覆我社稷，帅我蝥贼，以来荡摇我边疆，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。康犹不悛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，俘我王官，翦我羁马，我是以有河曲之战。东道之不通，则是康公绝我好也。
“及君之嗣也，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：‘庶抚我乎！’君亦不惠称盟，利吾有狄难，入我河县，焚我箕、郜，芟夷我农功，虔刘我边垂，我是以有辅氏之聚。君亦悔祸之延，而欲徼福于先君献、穆，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：‘吾与女同好弃恶，复脩旧德，以追念前勋。’言誓未就，景公即世，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。君又不祥，背弃盟誓。白狄及君同州，君之仇雠，而我昏姻也。君来赐命曰：‘吾与女伐狄。’寡君不敢顾昏姻。畏君之威，而受命于吏。君有二心于狄，曰：‘晋将伐女。’狄应且憎，是用告我。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，亦来告我曰：‘秦背令狐之盟，而来求盟于我：“昭告昊天上帝、秦三公、楚三王曰：‘余虽与晋出入，余唯利是视。’”不榖恶其无成德，是用宣之，以惩不壹。’诸侯备闻此言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暱就寡人。寡人帅以听命，唯好是求。君若惠顾诸侯，矜哀寡人，而赐之盟，则寡人之愿也，其承宁诸侯以退，岂敢徼乱？君若不施大惠，寡人不佞，其不能以诸侯退矣。敢尽布之执事，俾执事实图利之。”
照吕相的说法，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，岂止断交，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
这就是言辞的力量。他们没有象索绪尔、乔姆期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，没有像福柯那样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，也没有像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；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的人，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。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，懂得力量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。同时，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，凭直觉把人心、人性摸了个透。因此，他们悟出锋利，有含蓄深沉；指向明确，又无所不包；温文尔雅，却又处处逼人，把言辞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，无法再淋漓尽致了。
他们达到的效果，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，方的说成圆的，错的说成对的，反的说成对的，大的说成小的，小的说成大的，让听者确信不疑，确信说者对了，自己错了，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，而不在自己一方。
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，在此前提下，最妙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，等明白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，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，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，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，再加上逻辑上偷梁换柱的手法，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，让对手无法摆脱语言的罗网。
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。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，巧舌若簧，天资聪颖，脑子灵活，悟性很高，工于心计。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广泛的阅历，天文地理、世事人情无所不晓，博古通今。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，知己知彼，胸有成竹，随机应变，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善于控制喜怒哀乐，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，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起猛攻，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。此外，还要借助权势，以某君主、某实力派人物、某名人为靠山，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穿透力，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，居高临下地、游刃有余地进行表演。
所以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；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古人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。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，平时用酒肉钱物蓄养各色人才，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，到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。如今的一些大款们，也可以学学古人的这种远见卓识，有余钱时，收养一些特殊人才，到时候就会受益无穷。不要目光短浅，不要吝惜钱财，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的得失。胸有鸿鸿鹄之志者，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，出类拔萃。
不过，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，或者叫优秀演说家、辩才的时代。人们都很忙，或者忙于发财，忙于出名，忙于做官，忙于出国，或者忙于生计，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殊的艺术才能。再说，现在的人更讲实际，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地交往，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，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头骗子和“厚黑学”家们，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发横财，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，或者不在乎，或者怕麻烦，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。
比较一下可以发现，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，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，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。首先，他们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子。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，主子就成了“有奶便是娘”的亲娘，即使肝脑涂地，也不会背叛主子。其次，他们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。他们把自己的才华、天赋、技艺、精力，有时甚至是生命，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。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。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，坑蒙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，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。对自己人要讲仁、义、礼、智信；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、温文尔雅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。
两相对比，说客与骗子、厚黑家的本质区别，便以一目了然了。
多读一读纽约时报等等西方主流报纸的文章，感受一下现代记者的语言力量，看一看他们那些支持“藏独”“东突”报道，简直将语言的模糊性运用的炉火纯青。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们就是在撒谎，让你具体指出来却突然发现有百口莫辩的感觉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的那些“党的喉舌”几乎永远只会鹦鹉学舌！